（转）耀州窑址五代地层(报告称“五代黄堡窑址”)发掘收获的青瓷标本, 多年来一直为陶瓷考古界所关注, 一方面, 这些材料的出土为传世的所谓“东窑器”①明确了窑口归属;另一方面,学者们在对其年代的讨论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其中以发掘整理者为代表持有五代说② , 一度推测瓷器本身很可能与文献中提及的后周世宗之“柴窑” 关系密切③;另有学者则在比对了窑址及年代相对清楚的墓葬、塔基遗物后认为, 原报告所定五代地层中的大多数标本实际应属于耀州窑北宋初或更晚的产品④ 。近年来, 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开展, 陆续刊布的资料不断增多, 系统探讨五代宋初时期耀州青瓷类型与分期问题的条件已进一步成熟。本文即是基于了这些因素, 试图就此问题进行重新的考察和梳理。……针对前面对器物类型的分析, 五代宋初时期的耀州青瓷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两期。第一期:10世纪中叶及稍后一段, 约相当于五代末期。遗迹单位包括彬县冯晖墓、洛阳C8M972、阜新七家子墓、和林格尔土城子M7及准格尔旗井子沟M1, 其中冯晖墓有明确纪年(后周显德五年, 958年)。另外, 黄堡窑址88VIT2③作为该时期遗物标本较集中的地层 42 , 其出土材料可作为参考(见图一, 11、2;图二, 1;图三,1;图五, 12)。该时期青瓷产品器形较少, 碗、杯、盏托等多制作为多曲花瓣口沿, 圆口碗较流行敛口一类。所见器表鲜有纹样装饰, 基本为素面, 仅窑址个别标本上能见到划花图案。冯晖墓虽只见壶盖, 但注壶的形制当与洛阳后周墓出土物一致,后者为小口高领式, 壶身略显扁圆, 器盖亦作宝塔形。第二期:10世纪后半至11世纪中叶, 即北宋早期。标准器物群以静志寺塔基、叶茂台M7 和M22、陈国公主墓、平泉小吉沟墓及巴林右旗床金沟M5、彰武朝阳沟M3、义县清河门M4、耿延毅墓、白辛屯辽墓、张扛村M3、萧和夫妇墓、韩匡嗣墓出土物为代表。出土物数量激增, 器形较为丰富, 除前一期已见的碗、盏托及注壶外,另有造型精美的穿带瓶、龙鱼形砚滴等。器物上花口做法更为流行, 装饰技术渐趋于多样, 主要有剔刻和贴塑, 也常见刻花、划花, 纹样题材包括莲瓣、缠枝牡丹、轮菊、卷草及鱼、龟、鸟等小动物(见图一, 7、8、13;图二, 2、5 ～ 7;图三, 4、6;图四, 4;图五, 4、8;图六, 3、5;图七, 1、4)。剔刻是这时期耀州窑产品上最具特色的纹样表现手法, 结合墓葬纪年等材料可知其流行于10 世纪末至11 世纪初, 而50年代窑址发掘时所出的类似标本据称也是与“祥符元宝” (铸行于1008年)共存于同一层位 43 。除耀州窑外, 同时期的定窑及磁州窑系瓷器上也可见到呈浮雕效果的深剔刻花纹, 而70年代长谷部乐尔在考察北宋早期磁州窑类似装饰风格作品时, 就已参酌磁州窑系剔刻花注壶之编年, 亦指出耀州窑此类注壶的相对年代约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期 4 。另一方面, 由于这种技法于10世纪前半的吴越主钱元瓘墓(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出土的越窑双耳龙罂 45上已有应用, 故如同平泉辽墓注壶腹部所体现的剔刻纹样可能最初是受到了来自南方的工艺影响。需作补充说明的是, 耀州窑青瓷作品中尚有部分带“官” 款者, 这种款识过去多见于晚唐至宋初时期的邢、定系白瓷及越窑青瓷上。由于耀州窑“官” 款器目前仅见于窑址遗物, 且并无直接之年代证据, 而86IVT5④则是出土相对较集中的层位堆积, 故对地层年代的厘定需要考察当中的其他出土物。例如剔刻花注壶(报告所定B型Ⅱ式)这类作品便与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及辽宁朝阳常遵化墓(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出土物相似, 而常被称作“减地” 工艺的剔刻花技法于韩匡嗣夫妇墓(983 ～ 993年)所出的一件穿带瓶上也有应用。此外, 同层位还出有内底饰模印贴塑的碗类标本, 类似品早自十世纪后半的静志寺塔基(宋太平兴国二年, 977年), 晚迄辽宁朝阳耿延毅夫妇墓(辽开泰九年, 1020年)都可见到。另与“官” 款标本共处于同一单位(86IVT4③)的一件人形注壶(A型), 其造型则与北京顺义净光舍利塔基(辽开泰二年, 1013年)出土定窑白瓷作品完全一致。据上述情况推测, 耀州窑址86IVT5④的年代跨度约在10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初之际, 而该窑“官” 款瓷的烧造时间也应大致处于这一范围内, 意即属本文所定第二期。相较于定窑等窑口, 耀州窑“官” 款瓷器年代上可能要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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